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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1 周五 晴
近二日天气骤寒。午间坐办公室读《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楼内静寂无人。大约是私人信函与日记的缘故，月旦人物，禁忌较少，可以见到知堂的真意见。如谓丰子恺无翻译《源氏物语》之能，“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又评价林语堂，谓其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对于林语堂批评他的好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则径直讥为皮相之见，盖没有意见亦无从钞书也。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知堂称之为上好的应制文，又云大约是有人捉刀，“有人说是他的同族老舍与有力焉，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是郭老了”。在这些被或责或骂的人物中间，最重的要算是许广平了。49年后，许氏大约地位颇为尊贵，在公开场合常常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评价知堂，又好谈兄弟二人决裂细事，遂为知堂大不满。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云：“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对于兄弟反目的原因，一向众说纷纭，其实这种家庭私事，外人何必置喙？从这条日记看，知堂的意思已经很明白，至于是否确有那事抑或出于信子的无聊挑拨，则又属不可知，吾人亦不愿知矣。晚间风寒，与人饮酒，九时始回，街上已少行人。
05.3.17 周四 大风
午间读黄裳《笔祸史谈丛》。对于黄裳先生，一向喜欢他的文字而反感他的议论，但这部《笔祸史谈丛》是例外。卷末后记云：“因为笑骂皇帝而*害，这些都是属于诽谤罪，与政治思想并无关系，虽然在定罪时要拉扯一些大逆不道的字句来装点门面，但人们都明白，这些人死的是冤枉。感到孤独而空虚的统治者就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以传统的礼教为依据，把种种罪名都拉扯到‘离经叛道’上来，用以激起更多人的愤慨，扇起众怒，这样站在统治者身旁的人数就会大大增加”。譬如钱名世，连笑骂皇帝都够不上，不过是拍拍炙手可热的年大将军的马屁，间接开罪了翻脸无情的皇帝，被抓住作为典型，赐了一块“名教罪人”的牌匾，还要组织大批判，让天下的士子都来写诗骂这“行止不端，立身卑污”的知识分子，仿佛全天下拥护名教的正人君子都被钱先生得罪了。这种手腕，确实把传统专制君王的能量发挥到了极点，真是让人佩服。与钱一样成了君臣斗争牺牲品的是汪景祺，因为做年羹尧的亲信，被皇帝从所著的《西征随笔》中嗅到了大逆的味道。说是味道，是因为雍正的证据是“文稿中‘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这样的攀援构陷，实际上是毫无标准，一仍皇帝个人的喜好憎恶来决定。最可怜的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与皇帝有隔膜的读书人，盖后者有点儿像今天的愤青，脑袋一热，跑到皇帝面前说，主子，天下兴亡，俺也有份儿，我来给你出个主意提个建议罢，结果就招了皇帝的忌讳，稀里糊涂掉了脑袋，实在很可惜的。这种愤青，有时候简直是被诱引的，如著名的戴名世，就是因为错误估计形势，以为“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要实行双百方针了，于是主动探头被揪出来的。在时兴瓜蔓钞的年代，一人得罪，全家遭殃。汪景祺伏诛后，妻子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躃匍匐而渡”。躃是个生僻字，查字典是腿瘸的意思，大约从高处被推到水中的时候摔伤了腿，可是还能盘躃匍匐而渡，也真够难为她的。晚间大风稍稍停歇，读《希腊精神》二节。接通知，明日上午大会，又可有半日读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