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在古代我国也是长受洪水的肆虐，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汛情奏报，简称报汛，在先秦时，已形成了初简的报汛制度。后来在七五年，在湖北云梦县某地的秦墓中出土竹简中发现：早在秦国时就有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的规定，此后历朝历代也有相应的报汛制度，在汉朝时更是要求地方*从立春时便要开始向朝廷报告当地雨汛，到了北宋年间朝廷更有明文规定，在汛情期，地方的主政及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备当地的汛情，任职在河流两岸的主政官员，还需兼任本地的河堤使，以保证汛情时作出尽速处理及安排，对水位涨落做到随问随答，即时报奏，责任落实到个人。
到了金元时期，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有一项是关于河防令的规定，每年农历的六月份至八月底，这个时间段为江河的涨水期，江河周边沿域的官员必须不分昼夜的轮流蹲守，在此期间主导并指挥河域的防汛事宜，随时将当地的水情及险情进行奏报，从制度上给抗洪救灾提供保证。明清时期，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康熙年间，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在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时便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用于测定水流量的测算法则，他的这一理论对我国在管理河道的论证上有着重大意义，但在这种种的措施下，黄河沿岸仍然常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古代官府为此设置多种报汛驿站，简称水报，在水报的基础上更延伸了羊报，狗报及马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据记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在清代时，部分水域还设有水位观测的水文站，水文站底部有题刻着水位段标志，在长期雨水期间，每日有官员前来查看，如发现水位超过观测标志的预警刻痕，预示下游某段水位必然会大涨，当测得险情时，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故称羊报，而马报则是主政官员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水报使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通知下游州府加固堤防、疏散人口，马报是接力式的，站站相传，沿河州县皆备良马，这些马匹能够昼夜奔驰五百里，比洪水的速度还要快，而狗报则是由训练有素的优质良犬代替人传递汛情，良犬的奔袭速度并不比马差多少。
古代除了报讯的手段外，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根据历史的经验，总结出的一套民间的传递方法，记载中是这样讲述的：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的信号，提醒着水灾即将到来，需立即安排人员抢修，进行群众转移，当地官员在发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号召年轻力壮的民众参与抢险，转移老幼妇孺，除去报讯的手段外还有严苛的奏报制度，如宋代农田水利约束和金朝的河防令中，都有奏报管理办法。将汛情的治理及管理直接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挂钩，对于违反奏报制度，当报不报、瞒报、谎报、报汛不及时的官员，朝廷将会从重处罚，所谓洪水无情，人命关天，宋太祖赵匡胤年间，黄河水域因连续的大雨导致凹渊段部位的决口，肆虐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数个州县，在决口前夕，当地的主政官没有及时的向上级汇报报汛，最终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宋太祖在接到报讯中的奏章后，极其震怒，下令将分管官员于闹市斩首弃之，这位官员的上级，以负有领导责任给予撤职查办。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不容许各级官员在汛期不作为、乱作为，除了在汛期内积极主导防灾外，在灾后，官府的主政官员还要积极的对灾民进行安抚、妥善的做好相应的善后措施，具体做法大概来说就是，开仓赈灾，减免农赋，商股租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等，然而事实上，古代的抗洪救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到位，如明朝万历年间的谢肇淛五杂俎中有一段记载，记录着建安山洪暴发的惨状，当时的建溪水位涨了一丈多高，当地的官员下令紧闭城门，然而城门的紧闭未能阻挡暴掠的洪水，很快便漫过城墙，袭向城内，导致数万人在城内淹死，间接使福州也相继被淹，当时的情景可谓是白浪连天，建溪浮尸，蔽江而下，可见当时的灾情是何其的惨烈，更令人气愤的是，当时的官府不仅没能积极的处理好灾情，当地的商贾还假借水灾的名义发起国难财。